《文艺复兴的阴暗面》:被掩盖的殖民血腥史

　　《文艺复兴的阴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

　　[阿根廷-美国]瓦尔特·米尼奥罗着魏然译

　　■郑渝川

　　文艺复兴紧接着就迎来了大航海时代，欧洲“发现”了美洲。这其实是一个历史上并不罕见的征服过程，殖民者屠戮了原住民，并将欧洲大陆的底层阶层及非洲的奴隶贩卖到新大陆。但随后掀起的殖民合理化进程，却让人们忘记了这样一段充斥着血腥的阴暗历史。

　　有别于过去的征服者，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建立了一整套对人群划分和排序的制度，重新书写了美洲、美洲原住民、欧洲征服美洲的历史。这套新制度的内核，在后来被称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即赋予征服、殖民以正当性，将美洲原住民、黑人奴隶贬低为需要接受更高等级人种教化和统治，才能符合文明社会标准的低劣人口。毫无疑问，在种族主义者的书写下，美洲在成为新大陆之前的历史，当然不能成为文明史。

　　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权威，阿根廷符号学者，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文化人类学系和罗曼语言文字系跨系教授及讲席教授瓦尔特·米尼奥罗所着《文艺复兴的阴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聚焦于早期殖民阶段和文艺复兴隐藏着的晦暗历史，即殖民者是如何通过对欧洲（拉丁）、西班牙文化的神圣化，及对美洲本土文化的贬低甚至妖魔化，来实现征服、殖民合理化的。

　　美洲是被占领并经改造的大洲，语言、记忆和空间均被殖民化。《文艺复兴的阴暗面》首先探索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书写哲学，即西班牙等欧洲殖民国家对欧洲语言、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创造，并因此形成一个大大有别于美洲本土传统的语言和习俗体系。第二部分着力论述美洲记忆的殖民化，第三部分考察了美洲空间的殖民化。

　　十五世纪末，欧洲各国兴起了推崇字母和本国语为基础的语言哲学的潮流。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语）的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对语言语法等进行整理，这对于巩固西班牙帝国本土和美洲殖民地的统治，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罗马帝国覆亡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遗产在欧洲其实已经散失，由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保存并进行了整理。某种意义上，古希腊和古罗马至近代欧洲的文化联系，只能理解为不可信的神话。但无论在近代早期的英国，还是西班牙这样的国家，通过生造历史来夸大本国文化的历史渊源，显得很具吸引力。并且，夸大、篡改历史，还有助于夸大拉丁字母的文化作用。在整个近代，凡是拉丁文字和文化传统覆盖的地区，就被描述为文明开化之地，相反则是蛮荒禽兽之所。非但如此，学者还论证出一个结论，落后的地区、族群，需要被文明世界、拉丁字母的国家入侵，才能因此找到进入文明世界的窗口。

　　1492年，卡斯蒂利亚语语法的整理者内甫里哈将其作品献给伊莎贝尔女王，后者由此充分理解前者的意图，一门统一起来的语言，最大力量就在于，“通过其语法，将这门语言教授给野蛮人，并通过编写对方语言的语法，进而控制野蛮人”。在印刷术带来的印刷革命的推动下，面向平民推行识字教育成为可能，这也有助于殖民国家达成对本土和殖民地的教化。识字教育、书写本身，成了驯化工具。

　　殖民者在殖民地推行本国语言和习俗，并加速取代美洲原住民所掌握的语言。请注意，此前，征服国家整合占领区社会和文化传统非常困难，占领区的本土传统往往使得征服整合变得难上加难。但因为卡斯蒂利亚语为代表的欧洲拉丁语言，以书写系统与符号的总和，快速侵入当时的美洲大陆，加速了美洲原住民族群的书写文化的衰落，殖民者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目标。

　　塑造历史，会让识字教育变得更具成效。瓦尔特·米尼奥罗称之为“记忆的殖民化”。西班牙殖民者推行的卡斯蒂利亚语书写能力，重新改写了美洲历史，改写了原住民历史和文化——纵然随着时间推移，殖民屠戮的罪行很难被完全掩盖，但原住民的社会形态、历史、文化却被另行处理，这显然有助于重建殖民统治的民族、族群认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洲原住民、美洲大陆历史，很多情况下由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学者、传教士，通过“异域见闻”等文体写就而重新建构。这样的处理，让美洲古代历史上的文明进程，被贬低为不具文明意义的低水平重复进行的过程，借助于此，经殖民统治而建立的殖民统治空间，也具有了合理性。

　　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多次其他大奖，这在国内名作家中再无他人。谈及如何看待写作和获奖的关系时，迟子建表示，自己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获奖。她说：“对获奖的态度，我多次被记者问及，也多次做了回答。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无论什么奖项，都没有写作本身更迷人。”

　　从《伪满洲国》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及《白雪乌鸦》这些脍炙人口的长篇，再到《雪窗帘》，有评论认为：迟子建是将“日常性美感”奉为创作观的作家。对此，她表示，“《额尔古纳河右岸》，写起来相对更顺畅，我的性格和气质可能更喜欢青山绿水，喜欢在山水之间徜徉，喜欢我笔下人物的那种超然、豁达，浪漫和坚强。当然，《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有它的苍凉，但那是在大自然当中的苍凉，是美的苍凉。而写《白雪乌鸦》对我来说，难度非常大。因为它们完全是两种文本，两种气息。一个在莽莽林海间，可以看见碧水青山；一个在苍凉的冬季，被瘟疫笼罩。我知道进入这种氛围，极其艰难。但作家就是要在‘绝境’中，挖掘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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