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我心灵的需要——访作家鲁正葳

　　生于1935年，甘肃省临夏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身书香，幼承家学，爱好文艺。15岁被选为甘肃省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1951年参加工作成为机关干部，从事宣传、秘书工作。1980年被《兰州晚报》(时为《兰州报》)选调成为一名新闻记者。1985年起，奉派创办《兰州晚报·农村版》，并出任主编。1990年退休。

　　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有5本着作相继出版。《永恒的追寻》获甘肃省优秀报告文学奖；纪实文学《西北大发现》获甘肃“五个一工程”奖，同时获得兰州市首届文艺创作兰山文学奖银奖；《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获黄河文学奖一等奖。

　　曾获黄河抗洪抢险先进个人称号；2014年获从事甘肃省文学艺术工作60年荣誉奖。

　　午后，南滨河路洒满形影斑驳的阳光。沿河的一桩老楼里，年过八旬的鲁正葳倚在窗前静静地翻着书，时光在指尖流淌，静谧而安详，只有书页偶尔沙沙作响。

　　“说老实话，我在文学创作上并没有多少天赋，也不曾怀着一个当作家的梦想，甚至于说，我连当记者的梦想都没有过。”

　　鲁正葳说她当上记者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而现在看来，有些偶然竟是必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供职于省交通厅的鲁正葳，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丹心果》、《兰州畅想曲》等篇幅较大、分量不轻的报告文学作品。1980年，一场浩劫过后百废待兴，《兰州报》要创刊了，迫切面向社会招兵买马。在积淀中崭露头角，“笔杆子”鲁正葳被求贤若渴的人相中了。

　　“与其说我是个作家，还不如说我是个写作者。我的写作是从当记者的积累中演变而来的。”10年记者生涯，孜孜不辍的写作和非凡的阅历，给了鲁正葳厚积薄发的力量，《永恒的追寻》、《西北大发现》、《撩开民国黑幕——报界奇才黄远生见证》等作品相继问世。

　　“当记者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学校，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世间百态，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发生。我的每一个采访对象都是我的老师。采访之前我都要做‘功课’，这个过程营养了我的心灵。日积月累中，我有了一些学识。”

　　鲁正葳涉猎的书籍很“杂”，她在人生记忆力最好的黄金时段，除了读过一些“政治书”，还有幸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前苏联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她特意提到了《悲惨世界》，那是融入了时代大背景的恢宏巨制。鲁正葳说，读书、写作就是要找到时代感。这也许就是她偏爱纪实文学的一个根源吧。

　　《永恒的追寻》报告文学集中收录的文章，都是鲁正葳在《甘肃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的。记录了一群为开发大西北，历经坎坷，与命运顽强抗争的人，感人至深。他们中有带着右派帽子仍坚持画规划图的学者，有蹲在牛棚里还用树皮做科研试验的专家，也有为了让荒山披上绿衣，愣是把自己变成农民的机关干部……

　　《心，盘旋在巴丹吉林》讲述了一位常年驻扎民勤的治沙英雄的故事。1990年的一天，鲁正葳去采访他时，这位南京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他无力地倚靠在硬椅凳上，已经说不出话来，包着一层皮的锁骨像项圈一样套在脖子上，夺目得让人心碎。他一手拿着一片干面包，另一只手吃力地将掉在衣襟上的面包屑放进嘴里。鲁正葳回忆起他的这个举动时有些哽咽了。记者知道，那些人物和场景又鲜活如初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多年前，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雁翼先生看了鲁正葳的报告文学《土坎上的村庄》后，通过《甘肃日报》的编辑转给她一个传真，上面写着自己的读后感——美的追寻，并鼓励她把这个题材写成一个长篇小说。鲁正葳说自己受宠若惊，愧不敢当，因为杂事缠身，还得养家糊口，他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如今，鲁正葳笔下的那个村庄早已消失不见了。

　　1990年，新疆到哈萨克斯坦的铁路顺利接轨，欧亚大陆桥被彻底打通。至此，世人开始谈及丝绸之路的复兴。次年，一个报道让鲁正葳震惊了——威尼斯人召开大会庆祝丝绸之路的复兴。

　　《西北大发现》写的正是丝绸之路的复苏，而它的成书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当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型纪录片《中国大西北》，邀请鲁正葳作为第一撰稿人，已经是60多岁的她跟随央视的编导们把陇原大地的山山水水转了个遍，得到了大量活灵活现的一手素材。既是亲眼所见，又是有感而发，一种使命感升腾着，指引鲁正葳着成了《西北大发现》。

　　一篇《高学兰养鸡对不对？》的媒体报道引发了全省大讨论，这位西固农妇率先从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操着南方口音的野裁缝、钉鞋匠，摇身一变成了小老板，他们敲开了西北的大门。鲁正葳用一篇《是谁打开了大西北的大门？》，记录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片段。

　　“复苏的丝绸之路到处流动着古代光荣的回声。跟随摄制组进行采访时，遇到的人和事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日本文学泰斗井上靖一生发表过500万字的作品，其中300万字是关于中国的。小说《敦煌》问世19年后，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井上靖睡在简陋的招待所的床上，仰望夜空久久不能入眠。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样的话：神秘的古沙洲的群星闪闪发光，这是在三千慈眼佑护下的奢华无比的敦煌之眠。这只有在倾注了青年时期心血的小说的舞台上，我才能睡得这样香甜。鲁正葳在《西北大发现》中赞叹着井上靖等一批日本学者对敦煌的崇敬之情。

　　“黄远生是中国第一个职业记者，是所有中国记者的前辈。”鲁正葳笑着对记者说。《撩开民国黑幕》是一个宏观叙事的重大题材，对它的创作起于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缘，鲁正葳在采访中偶遇黄远生的长子西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黄席群，并由此得以读到由梁启超先生题写书名的《远生遗着》，那些如大河澎湃，震撼人心的文字，使她顿生激情：一定要写一本关于黄远生的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正葳在甘肃省图书馆那码成了山的地下库房里找到了1916年的上海《申报》，上面报道了黄远生在旧金山遇刺的消息。另外还有黄在美国的一篇篇游记也于《申报》上发表，在国内引起轰动。没有复印机、没有照相机，鲁正葳拿起钢笔开始誊录，几个钟头过去了，抄得她满头大汗，结果大病一场。

　　人生朝露，作品千秋。鲁正葳说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她对人生的探索，对命运的疑问。鲁正葳发表的作品都是纪实文学，她描写现实、记录历史，作为一个时代亲历者，她尽到了责任，她把那些历史记录下来留给了后人。

　　“现在回想起来，活到这把年纪，阅尽沧桑，内心回归安宁，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最怀念的是风雨兼程的记者生涯，还有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

　　鲁正葳的父亲毕业于兰州大学，在民国时期的临夏是位有名的才子，抗战时期教育救国，参与创办了临夏私立兴华学校，并担任董事长兼校长。父亲对古汉语颇为精通，经常教鲁正葳背诵唐诗宋词。幼小的鲁正葳就是在古诗词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鲁正葳的母亲是临夏地区第一批女学生，还做过小学教师。小时候，家里有个德国风琴，母亲经常演奏着它，教兄弟姐妹们歌唱童谣儿歌。

　　“苏牧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如今，鲁正葳唱起来仍然朗朗上口，婉转动听。她说，这些歌曲背后的英雄故事，承载着很多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必不可少的美德教育。

　　《撩开民国黑幕》是报界奇才绝无仅有的传记，价值不言而喻。不久前，出版社找到鲁正葳准备将其再版。“如果有幸让它再以新面目流传于世，我很欣慰。”

　　鲁正葳就像高原上的一棵草，怀着对文学的爱好和敬畏一路前行。几个没想到和几个偶然，勾勒出她的人生际遇。如今，鲁正葳手中还有几个“半拉子”工程，两部长篇纪实文学和几部中短篇小说。鲁正葳说，自己的生命有限，因此文学创作状态跟别人不同，完全进入了一种“自由状态”。她不紧不慢，想写的时候写一些，不想写的时候停一停。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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