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应有的技艺与克制

书名：《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作者：（美）巴巴拉·W·塔奇曼 译者：张孝铎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日期：2016年3月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出版《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为她带来了极高声誉，该书也引发了较大争议。塔奇曼还原了长期受到脸谱化负面评价的史迪威的本来面貌，但也没有延续一些历史作者制造的“史迪威神话”。在她的笔下，史迪威与抗战中国是彼此成就的关系，这样一个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而又很大程度上亲近中国人民的美军将领，最终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当然，塔奇曼的叙述，等于同时开罪了“史迪威黑”和“史迪威神话”制造者。

需要指出的是，塔奇曼所写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以及她的其他历史作品，之所以拥有可读性，之所以会引发较大的争议，来源于明晰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说简单点就是两方面体现：一是不盲从于权威定论和流行俗见，对符合历史逻辑和不符合历史逻辑的过往叙述展开拷问，二是要竭尽所能去发掘鲜为人知的素材，经过负责任的甄别后加以使用。在很多历史文本中，人们往往很难看到问题意识的体现。

中信出版集团、三辉图书近日出版了塔奇曼的史论作品《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在这本书中，塔奇曼围绕她本人的多部作品以及同时期（20世纪30-70年代）美国国内的一些历史作品，对相关的历史问题展开讨论，阐述了她本人对于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立场观点。尽管如此，塔奇曼本人表现得非常谦虚，她不愿回答这本书是否提供了某种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如果一个历史学家、历史作者先入为主希望培育、强化某种历史哲学，“它们隐藏着历史学家试图操控事实以充实自己理论体系的危险，导致历史强于‘意识形态’，弱于‘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她坚信，历史应当从当时的所知所识出发，而非带有事后诸葛亮的视角。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引介了塔奇曼本人的历史写作观。她推崇大量的、有效的发掘原始文献，包括回忆录、信件、当事人叙述，“不管它是否有倾向性，以及欺骗性”。原始文献之间的对照，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通过多样视角和立场，让读者得出相对公允的意见。

历史写作的一个难点是，要让人人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让叙述带有悬念。为了克服这个难点，很多作者致力于编故事，为人物植入从未存在的性格、情节、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塔奇曼的观点是，要努力去克制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聪明，忍住不提之后发生的事情，设身处地进入具体的历史场景，悬念将自然而然产生。

历史写作的宝贵机遇在于，自102年前的一战打响以后的时间内，人类社会从现代化、工业化带来迷醉情绪中，进入了一个持续的反思状态。读者愿意看到带有反思性的历史叙述，读者希望看到那些塑造命运、抗争命运的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历史。如果历史学家、历史作者非常擅长讲述宏大意义的主题，就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但越是这样，历史的研究和写作越应注重克制。

历史写作，重要的是证据，阐释和角度其实位居第二。人们熟知的很多历史文本，以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为代表，其实加入了过多的主观描绘，对于历史事实甚至进行了过大篇幅的涂抹，这种处理方式并不公允。主观性在历史写作中难以避免，但衡量是否适度与适宜，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传主如何描述自己，如何防止用自己推崇的价值来摧毁历史事实——依照这条标准，当下流行的很多纪实写作，也是不合格的。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一书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收入了两类文章：塔奇曼不同时期所写的“在场评论”，即对“正在发生的历史”进行评述；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切面描绘。笔者尤其推崇书中《以色列：有太多不可能的地方》一文，这篇文章从现实和历史两个维度，穿插起来，评述了以色列与中东地区的矛盾来源，记述了现代阿拉伯人的痛苦，投射了历史的沉重与无奈。以色列问题，终究是欧洲文明欠下的良心债，却由阿拉伯地区承担偿还所造成的，冲突的双方之间的纠葛，不死不休，谁也不是单纯的受害者或者施害者。而以色列这个新建的中东小国，事实上实验了欧洲和美洲绝无实施可能的、高度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外面包裹着强硬的军事民族主义外壳。